書山有路勤為徑  學海無涯苦作舟

　　陳壽頤同志于1916年10月12日出生在揚州市江都陳夏莊一個破落的工商業(yè)者家庭。他從小受到要愛國要努力學習的教導，逐步形成了愛國的思想與刻苦學習、勤奮用功的性格。當時的中國積貧積弱，陳壽頤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充滿了憤恨。1935年夏，他聽聞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招生的消息，便決定放棄有穩(wěn)定收入的教師工作，投筆從戎，考入軍校12期，決心以當兵來更好地報效祖國。

　　南京時期的中央軍校主要是為國民黨培養(yǎng)和訓練陸軍基層軍官，以此建立一支以黃埔系為骨干并具現(xiàn)代化訓練素質(zhì)的國民黨軍隊。軍校入伍生的訓練非常艱苦，對陳壽頤來說，這不僅鍛煉了他堅韌不拔的意志，還造就了他剛毅頑強的性格。他在正式進行分科時被分到工兵隊。工兵是軍隊中擔負軍事工程保障任務的專業(yè)兵種，是軍隊實施工程保障的技術骨干力量。陳壽頤學習認真，訓練刻苦。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不久，日軍攻克了上海，軍校開始西遷，師生們一起從南京出發(fā)，經(jīng)安徽當涂、蕪湖遷至江西農(nóng)村繼續(xù)訓練，后又轉到武昌。他們長途跋涉，櫛風沐雨，飽嘗艱苦。當年12月，日軍攻占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陳壽頤和在校學習的學生們紛紛請戰(zhàn)，要求到前線打日本鬼子。1938年初，因抗戰(zhàn)的需要，為補充前方作戰(zhàn)部隊，學員們提前畢業(yè)，開赴抗日戰(zhàn)場。這些黃埔學生被充實到各級部隊的基層軍官崗位，“黃埔系”挺起了中國軍隊抗戰(zhàn)的脊梁。畢業(yè)時陳壽頤的學術成績是全隊第一名，因此他榮獲了校長頒發(fā)的一枚勤學獎章。

　　從中央軍校畢業(yè)后，陳壽頤被分派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武漢）工兵總指揮部，參與計劃和構筑保衛(wèi)武漢的國防工事。他在工作中勤奮好學，學到了很多的知識。工程結束后，他來到新成立的湖南省政府國防工程處工作。當時武漢長沙的抗戰(zhàn)氣氛濃厚，國共合作的局面也頗為和諧，大量的進步書報雜志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喜歡讀書的陳壽頤接觸到許多中國共產(chǎn)黨的書籍報刊，開始對共產(chǎn)黨的理論和主張產(chǎn)生興趣，并且越來越覺得這些理論和主張有道理。他看到抗戰(zhàn)以來國民黨軍隊接連敗退喪城失地，而八路軍在敵后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事實，心中對中共頗為敬佩，產(chǎn)生了去延安的念頭。于是，他辭去了在國軍中的職務，到長沙八路軍辦事處報名去延安。辦事處原本安排陳壽頤去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他考慮到自己剛從中央軍校畢業(yè)時間不長，要求去陜北公學學習。陜北公學是抗戰(zhàn)時期中共創(chuàng)辦的具有統(tǒng)一戰(zhàn)線性質(zhì)的干部學校，陳壽頤在這里學習了中國共產(chǎn)黨關于抗日戰(zhàn)爭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基本理論。幾個月后，他和少數(shù)學員被挑選進入陜公大學部繼續(xù)學習，編在第1隊擔任分隊長。1939年的秋天，在隨大部隊向敵后挺進時，陳壽頤開始生病，且病情不斷加重，不能繼續(xù)行軍，學校決定讓他在延安休養(yǎng)一段時間。隨后，中共中央組織部批準他回到友區(qū)（蔣管區(qū)）工作。病愈后的他在新成立的國民黨陸軍預備第7師任工兵營連長、代營長。

　　1940年9月，陳壽頤被調(diào)至第一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部軍務處任少校參謀，在衛(wèi)立煌將軍身邊工作。此時的衛(wèi)立煌積極倡導抗戰(zhàn)救國，贊同中國共產(chǎn)黨提出的合作抗日主張。1941年9月底，日軍華北方面軍集中兵力分三路渡過黃泛區(qū)偷襲鄭州，守備空虛的鄭州陷落敵手。衛(wèi)立煌召開軍、師長以上的軍事會議，他認為鄭州是中原戰(zhàn)略重鎮(zhèn)，不可丟棄，便調(diào)集部隊于10月13日拂曉實施全面反攻，并親臨前線督戰(zhàn)。經(jīng)過艱苦的奮戰(zhàn)，于10月31日一舉將鄭州從日軍手中奪了回來，日軍敗退到中牟，鄭州失而復得。在收復鄭州的日日夜夜里，陳壽頤在指揮部里忙于把收集到的戰(zhàn)斗信息加以整理分析，然后向指揮作戰(zhàn)的長官提供資料和建議。由于在抗戰(zhàn)中所做出的貢獻，他得到了國民政府軍委會的嘉獎。

　　1942年初，為了接受高等軍事教育，陳壽頤考取了國民黨培訓高級指揮官和高級參謀人員的最高軍事學府陸軍大學19期。當時的陸軍大學既是中國軍事人才的薈萃之地，又是軍事學術的研究中心，還是傳播西方軍事思想和軍事理論的講臺。陳壽頤在這里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的外國軍制、軍史、軍事理論、軍事技術等書籍資料，和許多中國古代、近代和現(xiàn)代軍事論著，從而大大地開闊了眼界，拓寬了他研究的領域。1945年1月陸大畢業(yè)時，根據(jù)擇優(yōu)升研的原則，他被選中留在陸大兵學研究院13期任研究員，專門從事戰(zhàn)術和戰(zhàn)史的研究。在陸軍大學正則班和研究院的學習和研究工作，使他的軍事知識結構和指揮水平都有了較大的提高。根據(jù)陸大的規(guī)定，成績優(yōu)秀的研究員留校擔任教官，因此，陳壽頤獲選在陸軍大學任戰(zhàn)術系上校兵學教官，開始投身于軍事教育事業(yè)。他先是在重慶教授正則班，后又到南京教授將官班。由于他在教學上表現(xiàn)出的軍事謀略，他指揮作戰(zhàn)的能力贏得了指揮中樞的贊賞，并引起總部高官的重視。1948年，陳壽頤被舉薦到陸軍總部（徐州司令部）任陸軍總司令官隨從參謀，接著，又調(diào)任國民政府國防部參謀總長顧祝同的隨從參謀。但是，為了能夠繼續(xù)研究軍事學術和取得更高的資歷，他放棄了晉升軍階的機會，考取留美軍官的資格，在1948年到美國指揮與參謀大學深造。

　　艱難困苦  玉汝于成

　　1949年6月，陳壽頤得知南京解放后毅然從美國回到祖國，立即得到南京市軍管會領導的熱烈歡迎。同年10月，他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華東軍政大學學習，后在華東軍大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由于他曾去過臺灣參觀軍事要塞和裝備，因此他還專門針對臺灣的兵要地理進行研究，并在華東軍區(qū)參謀長會議上做過有關報告，為解放臺灣的準備提供咨詢。

　　1950年11月，劉伯承到南京籌辦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這是解放軍培養(yǎng)和造就合成軍隊高級指揮員和高級參謀人員的最高學府。為了解決師資力量不足的困難，他大膽決定接納部分有一定軍事學歷、較高文化水平和比較豐富實戰(zhàn)經(jīng)驗的原國民黨軍官到軍事學院工作并放手讓他們參加教學。陳壽頤和其他一些起義或是投誠、被俘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一起被安排前往任教。當他帶了好幾箱子美軍資料和各種軍事書籍教材到軍事學院籌備處報到時，劉帥親自接見了他，與他談心，并請他擬定了戰(zhàn)役學教學規(guī)劃和教學提綱。軍院領導非常尊重陳壽頤這樣的原國民黨軍隊中有軍事專長的專家，不僅在政治上給予熱情的關心，在教學上給予大力的支持，還在生活上給予特殊的待遇。南京軍事學院當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唯一的一所綜合性高等軍事學府，全軍許多高級指揮員都踴躍報名到該院學習，首批學員絕大多數(shù)都是解放軍師級以上的年輕干部。全國解放后，這么多軍隊高級干部集中在一起接受正規(guī)訓練還是第一次，還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一個可以說是解放軍最高學府中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將軍班。陳壽頤給這個班講授“美軍的軍、集團軍的編組與戰(zhàn)術”。雖然解放前他在陸大曾教授過國民黨將官班，但面對這個班里資歷很高的老紅軍或是參加過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的高級指揮員們?nèi)ブv美國軍隊，他的心情不免有些緊張。在軍院領導的鼓勵下，他放下了包袱，把自己掌握的有關美軍的知識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傳授給學員，得到了他們的高度評價。抗美援朝期間，在軍院情報教授會工作的陳壽頤日以繼夜地編寫了許多介紹美軍的教材，翻譯了大量的美軍資料，同時還給情報、基本、高級、函授等各系的學員授課，對我軍了解美軍的有關戰(zhàn)略戰(zhàn)術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好地完成了上級交給的教學科研任務。由于他精深的軍事學知識和精湛的教學方法，他的授課深受學員們的歡迎，他的研究工作深得領導們的贊揚，曾被情報教授會選為標兵，還多次得到劉伯承院長和鐘期光政委特別的獎勵。

　　1955年12月，陳壽頤從軍隊轉業(yè)到地方，任南京市人民委員會參事室參事。參事的職責主要是調(diào)查研究、建言獻策、咨詢國事，參事可以直接向政府領導人反映情況，提出意見和建議。當時被安排擔任參事的都是有德、有才、有望之士，很多人是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或是無黨派代表人士。陳壽頤就職時還不到40歲，屬于民主人士里的“小字輩”，他積極履行“參政議政、建言獻策、咨詢國是、民主監(jiān)督、統(tǒng)戰(zhàn)聯(lián)誼”的參事職能。每年參事們要列席“人代會”和“政協(xié)會”，同時還要列席市人民委員會會議，他總是在會前認真思考，在會上積極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對政府的工作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還主動到基層調(diào)查研究，他提交的許多調(diào)研報告都得到了市政府的好評，為政府的正確決策提供了智力支持。

　　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chǎn)黨明確提出“和平解放臺灣”，確定了對臺“多方影響、積極并且耐心爭取”的工作方針。由于臺海兩岸當時處于對峙隔絕狀態(tài)，對臺宣傳工作顯得尤為重要。有關部門組織一些有影響的原國民黨高級軍政官員撰寫稿件，向臺灣民眾和去臺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宣傳黨的對臺政策。陳壽頤積極熱情地投入對臺宣傳工作，不僅參與組織稿件，還撰寫了大量介紹祖國大陸建設成就和欣欣向榮的生活景象的稿件。他寫的文章大都被中國新聞社發(fā)表，或是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臺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廣播電臺播出，產(chǎn)生了良好的影響，許多稿件被評為“對臺宣傳優(yōu)秀稿件”，他本人還曾被南京軍區(qū)政治部聯(lián)絡部授予“南京地區(qū)對臺宣傳稿件積極作者”稱號。

　　陳壽頤在學術研究和英語教學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參事室坐落在綠樹成蔭古意盎然的市人委大院里，參事們政治待遇高，且無退休規(guī)定，他們平時是沒有具體的工作任務的，也不用坐班。陳壽頤卻不愿在這環(huán)境幽雅的辦公室里過清閑的日子。他憑著自己對漢語的濃厚興趣，寫出了幾篇關于研究漢語拼音方案和漢語語法的論文在學術期刊上發(fā)表，為文字改革和推廣普通話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他利用空余時間和自己在英語方面的特長，先后受邀給幾個大型國營企業(yè)和機關的夜大學教授英語，不要分文報酬。夜校學生的水平參差不齊，他根據(jù)學生們不同的工作環(huán)境和個人的實際英語水平來制定教學計劃，得到師生的一致贊揚。當時的教學條件非常簡陋，講義和試卷都是把蠟紙放在鋼板上手工用鐵筆刻出后，再用油印機人工印出。這樣的謄印常常因為手寫的不工整或是油墨的多少而使得字跡模糊。他便自己出錢購買了一臺英文打字機和打字蠟紙，把講義和試卷打好后交給學校印刷，從而解決了教學的一大難題。改革開放后，他雖然工作繁忙，但還是擠出時間，應邀到工廠和醫(yī)院的大專班教授大學英語，他認真講課的態(tài)度和對學生的嚴格要求給人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由于陳壽頤曾在國民黨最高軍事決策部門工作過，同時又曾去美國的最高軍事學府深造，在解放初期那個特殊的年代，他是屬于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到了80年代，經(jīng)過了30年政治磨難的陳壽頤迎來了他人生的一個新的歷程。

　　老牛自知夕陽晚  不須揚鞭自奮蹄

　　20世紀70年代末，民革開始恢復活動。1978年底，民革江蘇省委和民革南京市委分開辦公，陳壽頤到民革南京市委參加領導工作，曾先后任市民革副主委、江蘇省民革常委。為了恢復和開展民革組織活動，他四處奔走，聯(lián)系到一批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和與國民黨有歷史聯(lián)系的人士，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問題和困難，調(diào)動了他們參加民革活動的積極性。陳壽頤還著重吸收了一批中年知識分子，為南京民革組織的發(fā)展壯大付出了大量心血。

　　改革開放初期，年輕人為建設“四個現(xiàn)代化”而學習文化知識和專業(yè)技術的熱情高漲。南京市民革在國內(nèi)最先創(chuàng)辦了中山業(yè)余學校，廣開學路，培養(yǎng)人才。陳壽頤積極投入籌建學校的工作，到處聯(lián)系租借校舍，聘請教師。他在主持學校工作期間，不僅關心教學質(zhì)量，經(jīng)常到校聽課并擔任輔導，還親自參加教學工作，受到學生們的好評。有人后來回憶說，每當陳老講課，教室里很早就會坐滿學生，就連走廊上都擠滿了聽課的人，大家都愿意聽他講英語課。由于在社會辦學上的貢獻，陳壽頤作為代表參加了各民主黨派中央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工作經(jīng)驗交流會，并受到了民革中央的表彰。學校也多次獲得民革和地方各級政府授予的社會辦學先進集體稱號。南京中山業(yè)余學校的創(chuàng)辦不僅為社會造就了一批各類人才，對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發(fā)揮了拾遺補缺的作用，也成為當時民主黨派為社會服務的一大亮點。1983年12月，陳壽頤出席了民革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并當選為民革中央候補委員。

　　陳壽頤從1980年7月開始擔任南京市政協(xié)第六屆常委和市政協(xié)祖國統(tǒng)一工作委員會副主委。他念念不忘在臺灣和海外的同學、同僚和親朋故舊，遇有機會，就向他們宣傳黨的“一國兩制”政策，希望他們以民族利益為重，捐棄前嫌，參加有益于促進祖國統(tǒng)一和振興中華的工作。有一位40年代曾和陳壽頤在國民黨政府國防部共過事的國民黨將軍通過有關渠道聯(lián)系上他，希望有機會回大陸看看，但此人對自己曾在臺灣擔任高官的身份頗有顧慮。陳壽頤立即向他發(fā)出邀請，并精心為他安排探親觀光的日程，熱忱地向他介紹祖國的建設成就。這位將軍后來向去臺的國民黨軍政人員講述他在大陸的經(jīng)歷，讓更多人了解了大陸翻天覆地的變化。

　　孫中山先生是海峽兩岸共同尊崇的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陳壽頤十分敬仰這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每逢中山先生的誕辰和逝世紀念日，他都會和南京市各界人士一起到中山陵拜謁。考慮到對孫中山先生的尊崇是臺海兩岸的最大共識，他的思想體系涵括振興中華和中國統(tǒng)一的內(nèi)容，陳壽頤組織身邊的民主人士成立了市政協(xié)孫中山思想讀書會，并擔任副會長兼秘書長。他經(jīng)常和大家一起探討孫中山思想對當代社會的價值和對祖國統(tǒng)一的現(xiàn)實意義，并提出了進一步深化孫中山思想研究的有關想法。他認為，中山先生的全部思想的核心就是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民族振興和祖國統(tǒng)一。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博大襟懷和世界大同的遠大理想，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在當今也有著現(xiàn)實意義。

　　1983年4月，陳壽頤當選為南京市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同時被選為市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和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他在參加市人大常委會工作期間，認真負責，聯(lián)系群眾，廣泛聽取和反映市民的意見，嚴格依法辦事，積極參政議政。他在參與制定地方性法規(guī)，參與審議政府和法院、檢察院的工作中，勇于發(fā)表自己的意見，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議。他對減少城市噪音，搞好城市綠化提出的建議，得到市政府有關部門的重視，對支持和推動政府工作起到了積極作用。陳壽頤在開展海外聯(lián)誼，引進外資等方面都做出了貢獻。他不辭辛勞，參與接待外賓和海外親友的工作，并為南京港口引進建設投資而與意大利某財團聯(lián)系溝通，做了大量牽線搭橋的工作。

　　黃埔軍校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產(chǎn)物，是中國近代軍事教育史上第一所革命的軍事學校，它培養(yǎng)造就了許多杰出的軍事政治人才，在中國軍事教育史上具有不可磨滅的重要地位。作為黃埔同學，陳壽頤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積極參加由江蘇省暨南京市政協(xié)和民革組織的在寧黃埔校友的活動。1985年4月，由江蘇、山東、安徽和江西四省的黃埔同學組成的南京黃埔軍校同學會召開成立大會。陳壽頤被委派參與了籌建工作，并當選為理事兼副秘書長，是當時三位負責同學會常務工作的領導之一。從此，他熱情地投入黃埔軍校同學會的工作，團結廣大黃埔同學、后代及親友，積極聯(lián)絡臺港澳及海外黃埔同學，為弘揚黃埔精神而不懈努力。當時和他同期的一些黃埔同學在臺灣軍界擔任重要職務，在臺同學給他帶來了有關12期同學聚會的消息和照片，他利用與這些同學的親情和友情，通過渠道積極向他們介紹祖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建設成果，努力為兩岸的接觸乃至祖國的統(tǒng)一多做工作。他還懷著滿腔熱情幫助黃埔同學及家屬解決實際困難。一位家住鹽城的黃埔同學在農(nóng)村靠耕田生活，他找到陳壽頤尋求幫助，希望解決自己在政治上的待遇和生活上的困難。陳壽頤聯(lián)系有關部門，最終，這位曾為國家做出貢獻的黃埔同學成為縣政協(xié)委員。一位在臺灣“國防部”任職的黃埔校友，他留在大陸的女兒在西北生活艱難。陳壽頤知道她的境況后，同有關部門商討解決了她的困難。為發(fā)揮同學會的橋梁和紐帶作用，為團結海內(nèi)外廣大黃埔同學發(fā)揚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為凝聚愛國力量，為祖國的繁榮富強，為海峽兩岸之間的交流與往來，陳壽頤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陳壽頤有著豐富的軍事學知識和較高的英語水平。1982年，解放軍軍事學院有意將60余萬字的美國軍事名著《巴頓將軍》譯成中文，需要既懂英語又諳熟軍事知識的譯者。該院邀請陳壽頤參加這本書的翻譯工作。雖然當時陳壽頤擔負著繁忙的民革領導工作，但考慮到這部軍事史料對我國軍隊建設有著一定的參考價值，也是自己為國防現(xiàn)代化做貢獻的一次機會，他便采取一勤二擠三熬夜的方法，硬是把這項任務承擔了下來。滿頭白發(fā)的陳老就像一位能打善戰(zhàn)的將軍，科學地支配著自己的分分秒秒。在翻譯時，對著原書中夾帶的法、德、意等國文字，他又像一名攻堅的士兵，抱著炸藥包般厚重的字典，“爆破”前進途中的障礙，花了半年多時間，終于完成了該書的翻譯任務。剛剛交上翻譯稿，解放軍總參謀部又請他參與《中國軍事史》的研究編寫工作。陳壽頤和全國各地40多位同志一起撰寫這部規(guī)模宏大，而且是建國以來第一部多卷集系統(tǒng)研究中國軍事歷史的專著。《中國軍事史》填補了中國軍事科學研究的空白，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理論研究價值，在軍事學術和歷史學術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后，他又應南京高級陸軍學校之邀請，協(xié)助編寫《中國大百科全書》中有關軍事的一部分條目。由于陳壽頤在翻譯編著軍事文稿工作中取得的顯著成績，他多次受到省市政協(xié)的表彰。

　　在同事的眼里陳壽頤是一個做事認真的人，大家都說他做事簡直到了一絲不茍的境界。1981年4月憲法修改草案全文發(fā)表后，有關部門分別找各方面人士廣泛征求意見。陳壽頤在收到憲法修改草案后，花了好多天的時間認真閱讀，對草案提出自己的建議。有人認為這是中央已經(jīng)定稿的，誰還會注意你的意見。他卻回答說，憲法是全國人民辦事的總章程，同全國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現(xiàn)在讓我提意見，我有就當然要提出來，無論是否被接受。結果，他提出的一條有關“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不得擔任人大常委會（立法機關）的組成人員”的建議被采納。

　　在家人的眼里陳壽頤是一個學習刻苦的人，兒女都說他學習非常刻苦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當年南京某醫(yī)院的領導找到他，請他給醫(yī)院里準備參加高級職稱考試的醫(yī)護人員教授醫(yī)學專業(yè)英語時，陳壽頤對醫(yī)用術語并不熟悉，尤其對醫(yī)學理論更是一竅不通。他意識到英語實際應用能力在臨床及醫(yī)學科研工作中的重要性，同時也為了給自己一個新的挑戰(zhàn)，便接下這個教學任務。于是他開始閱讀有關醫(yī)學英語的書籍，把陌生的醫(yī)學詞匯寫在卡片上，把難懂的醫(yī)術用語記在筆記本上。每堂課前他都要花一定的時間認真?zhèn)湔n，甚至常常備課到深夜。憑著自己扎實的英語基礎和熟練的英語應用技能，他教的課程受到該院醫(yī)護人員的歡迎，還引來不少其他醫(yī)院的醫(yī)生前來聽課。

　　陳壽頤對家人的要求也極為嚴格。在日常生活中，他總是告誡家庭成員要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做事，這也是他的家人為人處事的態(tài)度和行為準則。他的小兒子出國留學一段時間后，感覺英語水平大有提高便用英文給父親寫了一封信，想讓父親看看自己的進步。結果父親的回信卻令他非常意外。陳壽頤寄回了兒子的英文信，他不僅用紅筆更正了信中拼錯的單詞和用錯的語法，并寫下了正確的答案，還要求兒子要用認真的態(tài)度去學習做事。他以身作則，以自己的言行熏陶子女。在他擔任市民革領導后，有關方面為了照顧他，準備調(diào)他的一個子女到民主黨派機關工作，他知道后勸說自己的孩子放棄了這個機會。他說，那么多民主人士的孩子都可以做這份工作，我不能搞特殊。他教育子女從小就樹立自食其力的觀念，培養(yǎng)他們的自立能力，自己的生活也非常簡樸，從不講究吃穿。

　　多年來，陳壽頤總是全心全意地做好工作，踏踏實實地履行職責。他一貫嚴于律己、慎獨慎微，保持了清白的名聲，在同事朋友中享有廉潔的口碑。在他擔任市民革領導后，有關部門為他配車接送他上下班。年近七旬的陳老不愿給工作人員增添麻煩，就婉拒了這個安排，堅持自己騎車上下班。直到有一次他在騎車上班的路上被撞倒，市領導得知后向他提出特別要求，他這才答應坐公務車上下班。有人帶上禮物到他家請求幫助落實政策，他讓來人把禮物留在家門外，等事情談完后再讓客人自己帶走。他的孩子覺得他這樣做不講人情，會讓送禮的人沒有面子，他卻說給別人解決問題是自己的工作，收禮這樣的面子是絕對不會給的。參事室一位老同事的兒子準備成立公司做生意，希望他做公司的名譽董事長，不用做事照樣拿錢。陳壽頤一口回絕。他說：“年輕人創(chuàng)業(yè)是件好事，老一輩一定大力支持，如果你們遇到困難有需要我?guī)兔Φ牡胤剑視M力而為，但我絕不可以在你的公司里掛職，更不能搞歪門邪道。”

　　作為一位愛國民主人士，陳壽頤對待工作認真負責，忠于職守，任勞任怨，不計名利。1955年從軍院轉業(yè)時，根據(jù)組織上的評定，他享受高級干部的待遇，工資級別甚至高于有著老紅軍資格的參事室主任。陳壽頤主動提出降級降薪的要求并得到上級的批準。到了古稀之年的陳壽頤常用“老牛自知夕陽晚，不須揚鞭自奮蹄”來激勵自己為國家為人民多做貢獻。他在病故前還經(jīng)常到圖書館翻閱資料，著手編寫《中國筑城史》的計劃。就在他病發(fā)前的最后一刻，仍在為工作而忙碌。

　　1987年4月24日，陳壽頤同志在南京逝世，享年71歲。尤其值得稱頌的是他對自己死后的安排。他曾在生前多次向家人、同事和民革組織表示，他去世后喪事從簡，將自己的遺體無償奉獻給國家，可用的器官捐給需要的人，遺體供醫(yī)學院學生解剖，骨骼做成標本，為醫(yī)學科研做最后的貢獻，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舉動，不僅體現(xiàn)了他高尚的人格以及他對人生對自然的科學態(tài)度和價值觀，同時也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和欽佩。他的家人還為此寫了書面報告，要求按照他的意愿辦理后事。當時出版的《愛國報》曾在頭版就此事發(fā)表署名長弓的文章《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得清氣在人間》。文章指出，作為一個黨外民主人士及其家屬有如此崇高的精神境界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應大力提倡陳老的這種“奉獻”精神，及其家屬的思想境界，應將“清氣”留在人間。組織上對陳壽頤作了很高的評價，稱贊他在參政議政、開展海外聯(lián)誼、促進祖國統(tǒng)一和翻譯軍事史料、熱心業(yè)余教育、引進外資等方面做出的貢獻。治喪委員會的悼詞說：“陳壽頤同志的逝世，使我們失去了一位好同志，他用大半生的精力為四化建設和祖國統(tǒng)一工作服務，他的高尚品德將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懷念。”領導、同事、同學和友人對他表達了崇高的敬意并給予了高度評價。他的去世，使國家失去了一位忠誠有為的同志，使我們失去了一位可欽可敬的摯友，人們不會忘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