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闖將，民黨理論魁首

　　戴季陶（1891－1949）別號天仇，別字選堂，又字季陶，后名傳賢，以其革命生涯宕蕩起伏依次為天仇、季陶、傳賢三度更名。原籍浙江吳興，1891年１月６日出生于四川廣漢。成都留日預備學校、日本東京師范學校、東京日本大學陸科畢業(yè)。參加革命時乃清朝末年，戴以年輕氣盛，排滿最力，東渡日本留學，初次改名為“天仇”，以示與滿清有“不共戴天之仇”，其意以為民族之仇與父同也。后遇孫中山先生于日本東京，那年戴才16歲，只是個少年人，中山先生此時已40歲，少年遇見革命領袖，敬仰之情頓成頂禮膜拜。（見載于《戴季陶自述》）旋即參加同盟會投身革命。留日期間任日本大學中國留學生同學會會長。1909年夏回國，任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教習，參與柳亞子等在蘇州創(chuàng)立的“南社”，后任上海《中外日報》《天鐸報》主編。其間結識鈕有恒（江蘇吳興人），不久與她結婚。1911年春，避居南洋檳榔嶼，任《光華報》編輯，加入中國同盟會。辛亥武昌起義后回到上海，參與創(chuàng)辦《民權報》。“天仇時代”的戴季陶，在革命黨的組織內，也是極為活躍的一員，他參與武昌革命戰(zhàn)爭與東北革命事，他以《民權報》總編輯身份，無形中成為同盟會發(fā)言人。（李云漢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6月“中國歷代思想家叢書（23）”《戴季陶》第95頁記載）革命成功后，孫中山先生在南京任臨時大總統(tǒng)，戴追隨左右而為秘書兼理日常事務，儼然一政治紅人。戴常以后進自居，曾說：“本人在當年追隨總理的同志中間，要算是最年輕的一個。”從此以后，戴即常在中山先生身邊擔負書記工作，他回憶此后十數年間：“總有三分之二的時間，沒有離開過總理。”（李云漢著，臺灣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99年10月“中國歷代思想家（23）”《戴季陶》第97頁記載）戴此時認為清朝既倒，大（天）仇已報，乃改名季陶，此與陶朱公為伯仲之意。

　　民國元年8月15日，戴季陶撰文《中國之軍事問題》，分別以軍事之單位、陸軍之標準、武器之獨立三方面概述了軍事的基本問題。（陳天錫編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審定，1971年10月臺北印行《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續(xù)編》第11－13頁）這是迄今為止見到的戴季陶關于軍事問題的首篇文章。11月21日戴再撰文《兵與餉》，指出當年全國之兵不下60萬人，各省統(tǒng)屬難于合編；指出籌餉之法，固在國民之愛國心，提倡自由捐輸，以助軍費；餉者，軍隊之后盾，亦用兵之唯一要素。接著，他再撰寫《軍政與軍備》兩萬余字小冊子，列舉美、英、法、德、意、俄、日等先進國家之軍事、軍隊、軍械、裝備情況。從這些文章觀察，戴是革命黨人里較早關注軍事問題的重要成員。同盟會于1912年8月改組為國民黨后，戴被推選為上海執(zhí)行部評議部評議員，排名位居37名評議員之首。南北議和后，再于1912年９月任全國鐵路督辦、孫中山先生的機要秘書，所處的位置與所負的責任亦更為重要。然好景不常，癸丑二次革命失敗，直接導致革命黨人四處逃散，流離顛沛。1913年春，戴季陶隨侍孫中山往日本，后奉派上海、南京等地進行反袁（世凱）軍事聯絡活動。二次革命失敗后，流亡日本，參與《民國日報》編輯工作，加入中華革命黨。1916年春，隨孫中山返上海。1917年９月，隨孫中山往廣州，任廣東護法軍政府法制委員會委員長。1918年2月，任大元帥府秘書長，同年7月軍政府改組后，隨孫中山返滬。此時革命初期，國民黨人逆多于順，可謂諸事不利。一次，戴季陶奉黨命由漢口赴四川公干，一路上連遭暴風雨襲擊，因此所雇船只不得已在宜昌附近停泊下來，停泊十余天仍暴風雨連綿不能啟程，戴季陶在船上煩惱至極，既感天時不順，又覺奔走革命無甚成就，竟萌輕生之念，突然投江自殺，幸虧為船夫所察覺，趕緊救起得免一死，但已奄奄一息。（載于1919年7月2日上海《國際新聞畫報》副刊《所人軼事》，撰稿人：弧城）這也應了先賢之言：大難不死必有后福矣。1919年春夏之交，巴黎和會的結果激怒了北京大學學生，“五四運動”爆發(fā)，喚起了新文化運動，新思潮之涌動促使戴季陶在其間大顯身手。戴季陶返回上海，適值張靜江所辦“證券交易所”以5萬元股本漲至十余倍出售，獲利頗豐，遂助戴氏辦理政治性周刊。1919年６月，由戴季陶主持，邀沈玄廬、劉大白助之在上海創(chuàng)辦《星期評論》，任主編，從此名聲大振。在此期間，戴季陶倡導馬克思主義學說（李云漢著，臺北東豐書店1966年5月印行《從容共到清黨》第61頁記載），同時還與陳獨秀、沈定一、李漢俊、張東蓀等同是《星期評論》撰稿人。1920年初，由孫中山出謀創(chuàng)辦《建設》月刊，意在發(fā)表其建國計劃，戴襄助編撰之事，胡漢民、廖仲愷、劉成禹、朱執(zhí)信等皆有撰文表意，志在聲援。這一年，戴季陶曾翻譯日文《馬克思資本論解釋》（《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續(xù)編》第223頁記載）在《建設》月刊刊載，是較早將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的學者之一。1920年3月，共產國際派維辛斯基來滬找陳獨秀、李漢俊等討論共產黨建黨問題時，戴季陶與沈定一亦參加會談。（載于中國文史出版社《文史資料選輯》第130輯第140頁，徐曉林、陸雅乾撰文《我們所知道的戴季陶》）緣于與陳獨秀的師友關系，1920年夏，戴季陶參與了陳獨秀等發(fā)起組建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李云漢著，臺北東豐書店1966年5月印行《從容共到清黨》第62、398頁記載），他還是當時的主要贊助者之一，籌備并參與起草最初之“黨綱草案”，后因孫中山反對才退出，戴另稱“孫中山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別黨”。此后與張靜江、蔣介石在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從事經濟活動。

　　1922年12月底，戴季陶奉孫中山之命返四川，行至宜昌聞川軍內戰(zhàn)即起，頓覺入川聯絡工作無望。1923年12月返回上海，繼赴湖州潛園（又名陸家花園）寓居。1924年１月赴廣州，作為孫中山指定的浙江代表，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議期間，還先后擔任了宣言、黨章、宣傳等審查委員會委員，并在大會作軍事設施審查結果的報告，當選為第一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中央常務委員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在第一次中央執(zhí)委會議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后任大本營法制委員會委員長，在廣州創(chuàng)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在此期間，孫中山與蘇聯代表馬林、政治顧問鮑羅庭多次會晤（戴都在旁作記錄），討論由蘇聯出資建立國民黨自己的軍隊，徹底脫離舊軍閥利用武力控制革命政權的局面，由此，決定創(chuàng)辦黃埔軍校以訓練革命軍隊的下級干部。

　　黃埔首倡政治教育

　　依據戴季陶的回憶，在黃埔軍校成立前夕，孫先生擬委派程潛任軍校校長，蔣介石為副校長，因孫先生認為程潛畢業(yè)于日本早稻田大學和陸軍士官學校，對革命事業(yè)有信仰，又曾任過高級指揮官，是個能文能武的將領，由他來主持黃埔軍校一定能辦好。當時蔣介石一聽到要他在程潛下面當個副職很不高興，他對戴季陶說，程潛曾當過滿清的標統(tǒng)，他（蔣介石）不能和一個封建奴才合作。發(fā)了一通牢騷后就不辭而別去了上海。蔣介石同戴季陶在日本和上海都是同吃同住的好朋友，戴趁孫先生還沒有發(fā)布任命程潛的命令，趕緊拉著張靜江、吳鐵城去向孫先生力陳蔣介石年輕有為、忠誠可靠，在日本振武學校時成績超群，定能肩負校長重任。當時，孫先生在革命隊伍里苦于找不到更合適的軍事人才，于是就改變了原來的打算，決定把黃埔軍校校長委了蔣介石。并派戴季陶赴上海接蔣介石回廣州。（中國文史出版社《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東征北伐》第183頁，陳強立撰文《戴季陶談孫中山先生的事跡片斷》1981年）戴季陶還回憶，黃埔軍校成立之初，孫先生任總理，廖仲愷任黨代表，蔣介石雖是校長，但一切問題都需經黨代表簽署才有效。1924年4月11日，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任命戴季陶為大本營法制委員會委員長，同月28日，再任其為大本營參議。1924年5月13日，孫中山親自簽署任命戴季陶與胡漢民、汪精衛(wèi)、邵元沖為黃埔軍校政治教官。1924年6月13日，也就是黃埔軍校正式開學前三天，戴季陶被孫中山任命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原載大本營秘書處《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七號，現據尚明軒主編，人民出版社2013年《孫中山全集》第十三卷人事任免（下）第366頁記載）從現今史料記載看，戴季陶是先任總政治教官，后來任政治部主任。孫中山先生自有了創(chuàng)辦軍校倡議舉措，對于“負起政治教育責任”就意屬戴季陶。黃埔軍校是以中國國民黨名義開辦的，“黨義”統(tǒng)領軍校亦使當時的理論家戴季陶，負起“黨義”導向作用與影響，因此“政治部主任”之職責亦非戴莫屬。這些從他對黃埔軍校學員演講及教義中，都能看出端倪。

　　1924年4月29日晚八時，戴季陶到黃埔軍校籌備處與籌備人員會面，作題為《革命黨員的責任》訓話：“今天兄弟與各位第一次見面，各位勇氣百倍，精神煥發(fā)，兄弟非常欣喜！本黨為養(yǎng)成革命軍事人才，所以辦這個學校。各位的責任，是很重大的！以后本黨革命建設，能做到如何程度，全在各位的工作如何，希望各位都明白自己的地位才好。今天兄弟有簡單的言語，同各位講：我們中國已立四千余年了。在歷史上所占的地位很高，我們所能做的革命事業(yè)，是對于中國民族負繼往開來的責任；就是對于過去負承繼的責任，對于將來負永久存正為世界文化盡力的責任。自本黨總理主張革命以來，所倡三民主義都是說明我們對過去將來的責任。我們若不明了我們的歷史過去的地位，就不能負將來的責任。”（陳宇編著，華文出版社2014年11月《黃埔軍校年譜長編》第18頁記載）孫中山任命戴季陶為黃埔軍校政治部首任主任，明確政治部負責全校學生政治教育事宜，正式開學后，政治部又多加掌管黨務和宣傳，首次在中國軍隊中設立政治工作機關及政治工作制度。政治部作為中國國民黨黨管軍校的具體體現與執(zhí)行機構，根據史料反映，戴季陶上任此職時，實際系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兼任宣傳部部長兼及此任，是當時許多項兼職的其中一項，因此也不可能集中精力開展，也不會有太多的考量與深思，只是將中國國民黨黨務與政治制度貫徹于軍校工作當中，對于政治鼓動與主義宣傳諸方面，此時他倡導：“用溫和的社會思想來指導社會上的多數人。”（《從容共到清黨》第398頁記載）

　　按照《陸軍軍官學校詳細調查表》記載，第1期第4隊學員王世和填寫戴季陶為中國國民黨入黨介紹人，入黨日期是1924年5月15日。（陸軍軍官學校1924年7月編輯，臺灣“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輯第57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4月印行《陸軍軍官學校第四隊詳細調查表》第429頁記載）1924年5月21日上午11時，戴季陶在軍校作題為《群性賴紀律而完成》，稱：“政治部的課程自下月第一星期起，按步實行，今天先提出一個問題來與各位說一說，個性與群性前次已經說了，今天所說的就是群性如何完成的方法。”（《黃埔軍校年譜長編》第26頁記載）1924年5月31日，戴季陶與廖仲愷、邵元沖、甘乃光、劉蘆隱等同赴長洲島黃埔軍校，商討教材講授課程事宜，確定政治課授課分工，每周一節(jié)課時一小時余。1924年6月13日，頒發(fā)給戴季陶政治部主任任命狀。（軍校呈請廣州大元帥府軍政部“大字第492號”任命狀）6月14日上午，與邵元沖討論校歌，后編成第一首校歌，這首由戴季陶作詞的校歌，由于韻律不太順暢，唱起來詞不合曲。雖然校長蔣介石幾次在全校大會上帶頭唱，但是師生都不大喜歡這首難上口的校歌。此校歌主要在第1至4期學員當中傳唱，因此在軍校與社會上流傳不廣。后來有了新校歌（《怒潮澎湃》）取代了這首校歌。

　　以戴季陶隨侍孫中山左右14年之觀察，戴是深切體諳孫中山“聯共”意旨，認為在團結革命勢力的原則下容許他們加入，但他們必須遵守國民黨的黨綱與政綱。戴季陶是中國早期研究馬克思主義及勞工問題的專家，并與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始人有極深的關系（《從容共到清黨》第241頁記載），他對共產國際的理論與中共的活動了解得最為清楚。1924年6月21日，孫中山批準蔣介石呈請任命名單，任命張崧年為政治部主任，作為戴季陶之輔佐。6月22日，戴因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問題產生爭論，辭去一切職務。（《黃埔軍校年譜長編》第36頁記載）當日，黨代表廖仲愷提議，邵元沖為政治部代理主任，戴季陶于6月28日離開此任。顯然，戴季陶并沒有成套的思路和構想，政治理念與認識上的差異，使得他未能在這一“可以呼風喚雨”的職位上大有作為。緣于意識形態(tài)紛爭，坊間總以戴“不諳政治教育”或“行責不周”而“無所事事”，詬其失責忘記“黨義”。軍校政治部主任這個關鍵職責之運用與發(fā)揮，顯然更適合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與行動，為后來之史實所證明。也因與蘇聯顧問鮑羅庭失和，戴季陶辭職返回上海，后轉至湖州寓居。

　　人所共知的史實說明，孫中山先生在生前最后年月，于廣州創(chuàng)辦了武文兩校，武校以黃埔軍校聞名于世，傳頌至今。文校則是孫中山先生在創(chuàng)立黃埔軍校同時，即建議將廣東高等師范學校、廣東公立法科大學和廣東公立農業(yè)專門學校，合并擴編為國立廣東大學（編審委員會編，教育科學出版社1982年12月《中國高等學校簡介》第493頁記載），今位于在廣州文明路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就是當年廣東大學之禮堂。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逝世后，1926年6月初，廣州國民政府決議將廣東大學改名為中山大學，同時明令戴季陶為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季嘯風主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1月《中國高等學校變遷》第831頁記載），此時戴在湖州養(yǎng)病，未到任。1926年9月30日，戴季陶到職中山大學校長。（易漢文主編，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中山大學編年史》第13頁記載）1926年10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同意戴季陶關于國立中山大學改校長制為委員會制，特任戴季陶為國立中山大學委員會委員長。1927年2月5日，應黃埔軍校校方邀請，戴季陶以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名義，赴黃埔島向齊集軍校培訓的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會員們作題為《孫中山與臺灣》的演講。（徐康著，臺灣抗日叢書1，臺北華品文創(chuàng)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9月出版印行《臺灣抗日人物集之一》第201頁記載）戴季陶的講話稿刊載于《臺灣先鋒》創(chuàng)刊號，該刊物是當時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機關報，該創(chuàng)刊號印刷兩千份，分發(fā)對象是在大陸臺灣同胞、朝鮮人和黃埔軍校學員。1927年2月上旬，戴季陶兼任中山大學政治系主任。1927年6月1日，南京國民政府規(guī)定大學取消委員會制改回校長制，任命戴季陶續(xù)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1927年8月20日，國立中山大學改名為國立第一中山大學，戴仍任校長。1928年3月2日，恢復國立中山大學校名。1928年9月初，任命戴季陶為中山大學法學院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編纂，主編余克禮、朱顯龍，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中國國民黨全書》第1265頁記載）至1930年9月12日戴辭去校長職，其在任校長歷時4年，實際因忙于張靜江與蔣介石之間政務聯系，多半時間在上海、南京、湖州之間奔走，中山大學校務事宜由朱家驊代理。由此可見，戴季陶是當年曾在文武兩校都擔任過重要職務的國民黨元老。

　　此間，他還兼任廣州國民政府委員。1924年11月，由上海北上隨侍孫中山往北平，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時，他是遺囑簽證人之一。孫中山逝世后，戴為表示他個人承繼孫中山衣缽之心，乃易名而為“傳賢”，蓋謂先生之主張，獨以其賢而傳之也。（1936年12月10日上海《新政治家》第五版藍田撰文《戴季陶的滄桑史》記載）旋即撰寫《孫文哲學基礎》，為當年理論詮釋孫文主義之通俗讀物被傳播與頌讀一時，后來也成為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乃至所有軍校、學校之必讀書目。為孫文主義思想傳播的大眾化、通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確為當年不爭之事實。其后參加西山會議派活動，對于當時中國共產黨日益擴大之政治聲勢，與張繼、謝持、居正、鄒魯等發(fā)起從“容共”到“限共”。在當時，戴季陶是國民黨人中有系統(tǒng)地建立反共理論的第一人。（《從容共到清黨》第401頁記載）他在第一篇反共著作《民生哲學系統(tǒng)表》中，劃清了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界限。1926年1月，戴季陶再度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以“清黨”之后的中國國民黨，戴季陶在其中的思辨主導作用，加重了他在國民黨高層理論導向之影響，遂成為中國國民黨主要理論家之一，同時期還有甘乃光等。1927年7月8日，南京籌備復辦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委戴季陶、張治中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纂，陳以沛、鄒志紅、趙麗屏合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黃埔軍校史料》（續(xù)篇）第604頁記載），命令在廣州的黃埔軍校第5期學員開赴南京舉行畢業(yè)考試。1927年10月，戴季陶以中國國民黨首席理論家自居，發(fā)表《告國民黨的同志及全國國民書》，聲稱：“國民黨黨員的自信力和團結力是拯救黨國唯一要素，在國民黨內，有了共產黨，就是一黨有兩個重心，這就是國民黨最大的危機。”（1928年10月《將馮對時局的通電》特刊第18－31頁記載）反復強調“清黨”是國民黨重中之重。1928年2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部長，中央政治會議委員。1928年3月13日，國民政府頒令任命戴季陶為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陳天錫著，臺北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會補助出版，1967年3月再版《增訂戴季陶先生編年傳記》第93頁記載），再施以政治教育及訓練之重責，受命兼任中央黨務學校教務主任。1928年6月，為劉秉粹所著《革命軍第一次東征實戰(zhàn)記》題詞：“我武維揚”。（該書1928年10月印行，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4月印行，列入沈云龍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xù)編第八十四輯）1928年10月10日，國民政府頒令任命為國民政府委員兼考試院院長（任該職長達20年）。同日，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戴季陶以孫總理民國十三年在陸軍軍官學校開學時四言十二句訓詞，譜為中國國民黨黨歌。（陳天錫編，1967年3月再版《增訂戴季陶先生編年傳記》第94頁記載）1928年10月中旬，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改校長制為委員制，實行校務委員制度，戴季陶等11人為首批校務委員。1929年1月23日，戴季陶應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軍官團邀請，為在校學員主講《青年問題》課程。1929年1月25日，國軍編遣委員會決議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組織要領案，推定戴季陶等9人為校務委員會委員。（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供稿，華東工學院編輯出版部影印，中央檔案館1989年7月出版《黃埔軍校史稿》第一冊第252－253頁記載；容鑒光主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6年1月1日編印《黃埔軍官學校史簡編》第123頁記載）1929年3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常務委員兼中央黨部訓練部部長。1929年5月15日，廣州黃埔本校改名為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戴季陶再被任命為政治訓練處主任（《黃埔軍官學校史簡編》第62頁記載），實則其人尚在南京。1929年6月中旬，戴季陶辭去原任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第6期）政治訓練處主任職務（《黃埔軍校年譜長編》第401頁記載），遺缺由黃珍吾（黃埔軍校第1期生）接任。1929年6月18日，戴季陶為國立中山大學第三屆畢業(yè)同學錄題序。（《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續(xù)編》第113頁）1929年9月10日，國民政府頒令將“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改名為“國民革命軍黃埔軍官學校”。從此，黃埔軍校更盛其名成為慣稱而延續(xù)至今。1929年11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頒布《軍隊教育令——內涵軍校教育實施細則》，戴季陶以考試院院長簽署列名其中。1930年5月10日，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為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8期）校務委員會委員。1930年12月11日，他以校務委員身份隨蔣介石視察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武漢分校，完畢后與該分校教育長錢大鈞到軍校大操場對學員演講。（1930年12月20日《武漢分校月刊》記載）1931年5月10日，續(xù)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9期）校務委員會委員。

　　1931年8月，對于鄧演達被捕后之處置，鑒于鄧在黃埔?guī)熒杏绊懽饔蒙蹙蓿Y介石聽從戴季陶進言：“為今之計，對鄧演達處置為嚴，對學生則應從寬。”還說：“能動搖根基、分散黃埔革命力量的，除鄧演達之外無他人。”經過權衡利弊后，最終促使蔣于11月29日下令對鄧演達處以極刑。1931年12月，戴季陶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1933年6月，讀蔣介石為黃埔軍校第1期同學錄序有感，遂成“戴季陶1933年6月16日題（同學錄）序”，戴序稱：“嗚呼讀蔣校長介石先生之文，觀革命軍人視死如歸之歷史，有不憬然覺悟奮然興起者乎！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師生為革命救國而犧牲之事跡，此特其發(fā)端爾，民國二十年六月統(tǒng)計，本校學生陣亡者2742人，其中：第1期226人，第2期268人，第3期279人，第4期421人，第5期461人，第6期423人，第7期332人，潮州分校121人，憲兵科71人，軍官補習班31人，武漢學兵團22人，軍官政治訓練班87人，傷者且?guī)妆吨１拘W生死者之數如此，則士兵可知，其余各軍將士之犧牲者，亦可略得而想見矣！自是而后有豫鄂諸省剿匪，之后有淞滬抗日之役，有江西剿匪之役，有最近長城抗日之役，搏斗之烈死亡之眾，尤甚于前此。諸戰(zhàn)拋肉為彈，筑尸為城，傷者無收容之暇，死者無歸骨之地，今戰(zhàn)尚未休，我同學之尚得相見于來日者幾何人哉！嗚呼慘哉！總理有言曰，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而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故政治之隆污系于人心之振糜夫！中國有四萬萬之國民與五千年之道德文化，徒以民心不振，國運斯危而后，革命救國之戰(zhàn)士乃灑其殷紅之血以為國花，雖然國家與興亡之責，端在于全體之國民，而負政治教育之任者，其責為尤大，吾國人惟有痛自覺悟，一德一心，以各盡其國民天職，報我殉國之戰(zhàn)士，而后國家之興復乃有日，而主義之花乃為不虛開也。傳賢敬書于同學錄序后揮淚拜題。”（《增訂戴季陶先生編年傳記》扉頁記載，文中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1933年5月17日，據軍事委員會訓練總監(jiān)部頒發(fā)的“總字第559號令”，續(xù)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0期）校務委員會委員，同時恢復校長制。蔣介石復任校長。1934年6月16日，應邀以校務委員身份，赴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參加軍校建校十周年慶祝典禮，次日應邀再赴軍校，參與高等教育班第2期、軍官訓練班第2期及第10期第1、2總隊畢業(yè)典禮。1934年9月，續(xù)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1期）校務委員會委員。1935年9月，續(xù)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2期）校務委員會委員。1935年11月19日，在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禮堂對參與中央黨部從事政治工作考試的黨員作演講，稱：“此次考試的性質與平常考試不同，各員本皆有其確實正當之資格，可不須考試分派工作，而中央所以舉行此次考試，第一為尊重考試制度，愿本黨同志多受一次磨練；第二因各員從事工作既久，難免學業(yè)荒落，欲藉此促起大家努力學問之熱心；第三欲詳細考試各人學問成績，以為今后補充訓練之預備；第四本黨方針在政府官吏基本學識，決定先自黨員做起，希望此次考取年輕人員，今后多受磨練，而成就其為將來有用之才。惟愿人人知不足，作真正的總理信徒，學總理終身革命終身讀書研學之精神，為國家造就堅實之基礎。”（1935年11月20日南京《興華周刊》新聞欄刊載）1935年11月，再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其間還兼任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委員及外交委員會委員，最高國防委員會常務委員，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委員長等職。

　　1936年8月1日，戴季陶在對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學員談教育時指出：“中國的教育分為五種，一父教，二母教，三師教，四友教，五社會教。父教每失之過嚴，母教則多溺愛，師教每自以為尊嚴道貌岸然，友教多群居終日言不及義，社會教育則在中國絕無僅有。實則父教應重監(jiān)督，母教應重保育，師教應重指導，友教側重切磋，社會教育應重協(xié)力互助。”（1936年8月21日《云南教育月刊》補白記載）1936年9月，續(xù)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4期）校務委員會委員。1936年11月12日，獲國民政府頒予一等采玉勛章。（國民政府文官處印鑄局印行，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8月出版《國民政府公報》第117冊1936年11月13日第2201號頒令第3頁記載）1936年11月12日，以文官獲頒國民革命軍誓師十周年紀念勛章（國民政府文官處印鑄局印行，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8月出版《國民政府公報》第117冊，1936年11月13日第2201號頒令第10頁記載），是獲頒此殊榮的極少數文官之一。連續(xù)當選國民黨第四至六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戴季陶在他那個年代屬“黨國元老”，他不僅官高位重，蔣介石起草頒布之文件，不經其手也必經其目，陳布雷的文章亦經其訂正，其幕后之重要作用還甚于臺前。在以孫中山為中心的最高核心層里，戴是孫中山早年得力干將，與廖仲愷、汪精衛(wèi)、胡漢民、于右任、張繼、居正、鄒魯同等重要。（1936年12月10日上海《新政治家》第五版藍田撰文《戴季陶的滄桑史》記載）就江浙革命首腦而論，與陳英士齊名，蔣介石屬于后輩，因此無論在公私場合，蔣介石皆尊戴為前輩元老。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fā)生后，南京國民黨中央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由于群龍無首，誰也不敢先提出自己的主張，此時戴季陶（時為考試院院長）突然一反常態(tài)，站起來痛切陳詞，認為張學良是劫持統(tǒng)帥，為國法所不容，如不立即明令討伐，則國將不國，政府不成為政府了。因戴與蔣介石是密友，他的那一番大道理，又說得頭頭是道，誰也不敢反對。（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12月《西安事變親歷記》第279頁，周一志撰文《戴季陶堅決主張討伐張、楊》記載）于是，在戴季陶與何應欽等的控制下，國民黨中央便通過了討伐決議，戴為此次事變倡導討伐最力者，事后為蔣所稱許。戴季陶以反共最早著稱，有別于孫文主義之戴季陶主義，理論核心之一就是反共，為倡導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社會最力者，當時的《新上海》雜志1936年12月28日第二版刊載古月撰文，指出“戴季陶反共最早”，以此譏諷戴是最早參與中國共產主義小組及翻譯日文版本馬克思主義著作，理念之極端為文人氣節(jié)所不恥。

　　首席理論家，命垂國民黨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戴季陶隨國民政府遷移武漢。1938年1月，他續(xù)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5期）校務委員會委員。1938年5月，再隨國民政府遷移重慶。1938年10月，續(xù)任設立于成都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6期）校務委員會委員。1940年4月，續(xù)任成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7期）校務委員會委員。1941年4月，續(xù)任成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8期）校務委員會委員。1941年7月，被推選為國民政府稽勛委員會委員。1942年12月，續(xù)任成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9期）校務委員會委員。1944年3月，續(xù)任成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20期）校務委員會委員。1945年5月20日，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1945年7月，續(xù)任成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21期）校務委員會委員。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隨國民政府遷回南京，仍兼任陸軍軍官學校校務委員會委員。（湖南省檔案館、湖南人民出版社校編1989年7月《黃埔軍校同學錄》第1385頁記載）1946年9月起，任高等考試及格人員縣長挑選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常務委員。1947年12月，再任陸軍軍官學校（第22期）校務委員會委員。1948年6月5日，中華民國國史館正式成立，被國民政府任命為首位館長。6月24日，向國民政府提名推薦張伯苓為考試院院長。7月10日，遂卸任20年院長職責。1948年12月底，攜眷居廣州，先居住迎賓館，后移居東園招待所。1949年２月11日，因服安眠藥過量逝世。當日，國民政府成立治喪委員會。14日入殮。1949年3月12日，國民政府總統(tǒng)府頒褒揚令：“國史館館長前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學識宏通，持躬清正，少懷壯志，奔走海內外，宣傳正義，鼓吹革命。受國父特達之知，任心膂股肱之寄，屢經患難，無役不從。當革命政府在粵建軍之時，主持軍校軍部政治訓練工作，成績昭著，用能淬勵軍心，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國民政府成立后，選膺委員，兼任考試院院長。二十年來，久處中樞，贊襄大計，宏綱細目，追古宜今。其于懷遠安邊，溝通政教，尤具淵謨。上年憲法實施，改任國史館館長，怵目時艱，憂勞駢積，疾患叢生。方期調攝得宜，長資倚畀，遽聞溘逝，震悼殊深。所有飭終典禮，應從優(yōu)隆，著行政院轉飭內政部妥為辦理，并由考試院轉飭銓敘部依例議恤。生平事跡，宣付國史館，用示國家篤念勛賢之至意。”（《增訂戴季陶先生編年傳記》第410頁記載）1949年4月3日，靈柩遷移成都，與夫人鈕有恒合葬于郊外西棗子巷母親黃太夫人墓地。生前著述甚豐，以著名理論家彪炳國民黨內。主要著作有《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學禮錄》、《天仇文集》（陳天錫編，1968年5月臺北商務印書館以《戴季陶先生文存再續(xù)編》上冊印行）、《日本論》（陳天錫編，1968年5月臺北商務印書館以《戴季陶先生文存再續(xù)編》下冊印行）、《戴季陶集》（上下卷，上海三民公司1929年11月印行）、《戴季陶卷》（桑兵、朱鳳林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4月印行）等。